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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数学中心周日例会

题记:2005年6月5日,应南开大学组合数学中心的邀请,天津市政协委员、袁世凯的孙女袁家倜女士来组合数学中心作讲座,勉励大学生踏实苦干、艰苦奋斗。袁家倜女士有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创业经历,她是袁世凯的孙女,和袁家骝教授、吴健雄教授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袁家骝先生二十多年来在国内的活动都是袁家倜女士安排和照顾。袁家倜女士的讲座对学生们怎么面对人生、怎么面对事业、怎么面对社会有很大的启发。讲座由陈永川教授主持,组合数学中心五十余位师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非常荣幸和大家见面。下面我主要介绍我的经历以及袁家骝教授和吴健雄教授的献身科学事业的一些事迹。

一、文革前后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的身世。我是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海外联谊会理事,和平区侨联顾问,“苏易士”西餐厅总经理袁家倜。国际著名科学家袁家骝教授和吴健雄教授是我的兄嫂。

我是袁世凯四儿子袁克端的女儿。我出生时袁氏家族已经没落了,所以我们出身很苦,从小时候起就是挨骂,受的侮辱确实相当的大,小的时候上历史课都不敢去。但是出身不能选择,出生在袁家很有压力,我们既没得到家庭的什么遗产,又挨着万世的骂名。幸运的是,四岁时我过继给姑母袁仲桢为养女,并随姑母、姑夫去南方家中生活。我姑夫的父亲就是薛福成,慈禧时代第一任驻英大使,他们家境富裕,我就幸免了十几年在袁家的压力生活。十七岁高中毕业时姑母全家迁往美国,我的大伯父袁克定反对我出国,所以我重新回到袁家,随父母生活。回到家后,因为我奶奶很封建,他考虑一个女孩子和男孩子一起上学不合适,所以她给我们姐妹请了一个汉文老先生,念古文。后来结婚,我的爱人丁竹波原是工商业者,解放后为天津市工会主委。婚后我过着衣食无忧、幸福平静的生活,有三子、一女。

一九六六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全国人民带来灾难,我家也不例外遭到噩运。我们是很重要的审查对象,因为我丈夫是资本家右派,我又是袁世凯的孙女,又有重大海外关系。这些都不是我自己能去选择、去做的事,都是社会和历史给我遗留下来的问题。可是那时候我们只好听天由命了。一九七0年我们全家被下放到现在的西青区大寺乡王庄子生产大队。女儿上山下乡去了甘肃祁连山建设兵团,四十六岁的我带着三个儿子,随老伴来到农村。到了农村以后我就有一个信心,因为过去在妇联的时候经常学习。我还是相信党,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对这些人的迫害,尤其是迫害老同志,这是党内的问题。所以我带着这种信念坚强的活下来了。每天鸡鸣即起,抱柴禾烧大锅,为全家人准备早饭,然后喂鸡、鸭,刮洋苇,下地干农活,一个月下来挣12.5元工钱。所幸的是,丈夫是带薪下放,不给工分,他的工资降到了35元。五口人,平均生活费仅9.5元。但是那时生活水平也低,每天吃玉米面饼子,就咸菜,偶尔炒一次青菜,吃一碗面条,孩子们像过年一样高兴。艰苦的条件给了我坚定的毅力,那就是我一定要把我的这几个儿子带回天津,一定要生活下去,不能气馁。所以我想尽了办法来维持最低的生活,最苦的时候为了生计,我拼命干活,晚间收工就着油灯微弱的光线,为乡亲们织毛衣、毛裤,每织一件付给我1.5元手工费,外加8到10个鸡蛋。在这种条件下,我坚持了三年,没有起过轻生的念头,带着孩子坚强的生活了下来。

艰苦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呢?我认为是好事情!人不吃苦就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尤其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你坚持过来了,等到你生活富裕了,一定不会想今天要名牌,明天要跑车,后天要别墅,这种思想就把人侵蚀了。现在我生活条件很好了,但是我并不图享受,生活很单纯,我很知足。因为我认为,人生的几十年的价值就是在追悼会上有一篇好的评论。列宁说过,人生简短的几十年,将来在你的墓碑上有一段为人民做事的成绩,有一段对得起国家的地方,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人生。每个人都有一段人生,每个人都要经历一段风风雨雨,我们经历的这段风雨可能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在一九七三年的时候,我偶然得到一个机会,就是在农村发展副业。王庄子生产队成立了一个电镀厂,让我爱人丁竹波戴罪立功,负责揽业务,我被安排在该厂当会计。我们夫妻二人十分感激乡亲们的信任,倾注了全部心血。我丈夫为电镀厂搞了三年业务,使厂里的效益逐年提高,三年累计为村里创造纯利润40余万元。村里富了,农民的腰包鼓了,有些人盖起了瓦房,公分也由一角五分增加到八角五分,村民们称我们夫妻二人为财神爷、财神奶奶,感激我们给他们创造了财富,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这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觉得我还有用,感到自己不是社会垃圾,仍然可以服务社会、服务集体,可以像普通劳动者一样为国家作贡献!原来我是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娇小姐、阔太太,现在我可以给农民挣钱了,我觉得自己还是有价值的。

一九七三年,我兄嫂袁家骝教授、吴健雄教授应周总理之邀第一次回国访问、探亲。周总理十分关心袁氏家族子孙的情况,亲自批示要为袁氏家族后代落实政策。总理在5月份的一天夜里11点派出了西郊区军代表找我,传达中央指示,代表党和政府给我落实政策。当时我是最低谷了,有病没有钱治疗,可以说是在我生命奄奄一息的时候总理救了我。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我兄嫂回来了,而且军代表是坐着插着红旗的车来的,那是抓要犯的标志。但是当时我已经豁出生死了,结果我们大队的副书记到我家,他说西郊区军代表来给我落实政策。我当时就糊涂了,我不相信我还有落实政策的一天。我们大队的副书记架着我来到大队,我一看客座给我留着呢,我明白了这次绝对不是批斗。我心里想人生经历了这种打击之后,以后什么打击都不怕了。军代表说:“我代表党,代表政府给你落实政策,西郊区政府一定照顾好你们全家人的生活,缺钱给钱,缺粮给粮,缺柴给柴。”我当时激动地热泪盈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次谈话之后,第一批知青选调,就将我二儿子丁松选调进城,分配在天津市建筑设计院当工人,将三子丁润柏,四子丁阴椿安排在化工技校读书。因我爱人是右派,不能回天津,我们二人仍然留在农村。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他老人家亲自过问、批示,使我们夫妻得以落实政策。政府两天之内把我们的房子粉刷好了还给我们,市里的高级领导把我们接回了天津。

虽然我和我的孩子被下放农村八年,但是我们得到了最好的锻炼,使我们坚强了。我心里很感谢毛主席,这八年的锻炼,使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劳动者,使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要没有毛主席当年把我们下放到农村,就没有我和孩子们今天的成就。吃苦是好事情,如果每个人只想着享受,那我们大西北谁去开发,社会主义谁来建设?我们在一个大都市里面,为了生存互相去竞争有什么意义呢?祖国这么大的地方都需要我们去发挥个人的才能。其实中国是一个最好的安全岛,因为中国的生活程度低,中国的安全好,而且中国的民风特别厚道。我相信在未来很短的时间将会有很多外国人来打工,祖国必定大有前途。尤其像你们这样高级学府的研究生们,你们现在努力的一天就是祖国将来一天的收获,国家的希望确实在你们身上。我也看到一些报道大学去支援大西北,虽然是艰苦一些,但是艰苦才能锻炼一个英雄,锻炼一个人才。


二、创业经历

一九八0年,天津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了第一家中日合资华侨农业综合实验厂,石桥板领导让我出任该厂的副厂长兼会计师,日籍台湾商人曾某任厂长兼技术师。该厂创办三年赢利17余万元。我今年已经是81岁高龄了,因我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一九八三年进入市政协,成为政协委员,至今22年。历经六届委员我十分珍惜这份荣誉,所以我积极参政议政。一九九二年三月,由于两伊战争,天津市仓库积压商品非常多。那时候我正在深圳,担任深圳特区发展高级顾问。我听到一个消息,两伊战争将要结束,所以毛毯、铁丝等生活用品相当需要。我就直接乘飞机飞回天津,把这个消息告诉市委。经承办单位天津市外经贸委办理、落实,36个仓库的积压物资全卖出去了,而且卖了一个好价钱。外贸出口完成12.5亿美元,占天津市当年出口计划的83%,该提案获提案优秀奖。我曾四次获提案优秀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我特别高兴,这一切激励着我,振奋着我,我想干些什么,但苦于无经验,无资本。一九八七年初,当时深圳市市长吴小楠、市委书记李浩有意请我兄嫂做深圳市高级顾问。我积极与兄嫂联系,动员他们接受此殊荣,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一九八七年我随兄嫂去深圳,在与吴市长的交谈中,吴市长邀请我参加特区建设,聘我为特区经济发展公司顾问,当时我已经62岁。那时我的思想也很保守,在天津那么多年没有见过大商场,也没有见过歌舞厅,更别说服装了,所以开始有些不知所措。我去深圳打工,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拼搏的思想超过了一切。我在深圳工作了六年,参与了当时国内最大的渡假村香密湖酒店及小梅沙渡假村建设,成为深圳市第一批创业者。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我吃在工地,住在工地,因为我在农村8年艰苦锻炼,在工棚吃饭我已经觉得很好了。在深圳6年里,虽然吃了不少苦,但开阔了眼界,学到了深圳人建设特区那种执着、拼搏、奋斗的精神以及他们先进的管理理念、经营策略,同时也使我积累了创业的资金。六年以后深圳的发展的形势已经很好了,这个时候我已经69岁了,我必须回来了。我在深圳六年买到了一些原始的股票,而且还赚了一笔钱。当时去深圳做买卖的很多人都是赔在深圳了,几千万、几百万都让深圳坑了,可是我到深圳,不但没有赔钱,我还挣深圳的钱,我挣回来70多万。当时深圳不让汇款出来,我就拿皮包把钱提回了天津。

一九九二年,我回到天津市,这时我完全具备了坐享清福的资本及尽享天伦之乐的年龄。但我似乎忘记了自己已经是一个69岁的老人,决心要干一番事业。当时正值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给了我极大鼓舞,我再也坐不住了。开始我准备办一家房地产公司,但遭到兄嫂反对,袁家骝教授建议我开西餐厅。开始我思想上想不通,袁世凯的孙女搞餐厅让人笑话,我的堂兄、堂姐也批评我。可是我这时候有个毅力,就是不管什么事,只要我认为对的就执行。那时候对我支持最大的就是袁家骝先生。他说,你不要听别人怎么说,在西方最高档次的人才开餐厅,而且天津是中国最早的开埠城市之一,天津人做西餐、吃西餐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西餐厅并不多。天津市要建国际大都市,外国人会越来越多,开一家高档次的西餐厅很有前途。我觉得有道理,就遵从了他们的建议,利用我在成都道自家的小洋楼,建起了一家西餐厅。我的兄嫂得知后很高兴,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专程来天津,亲手为西餐厅题写匾额。这块匾额十分珍贵。经常有人请袁家骝先生题写匾额,他很少应允,“苏易士”匾额是袁家骝先生在中国大陆写的唯一一块。我的餐厅至今有13年了,相当的不容易。香港大公报,美国华人日报都有“苏易士”的记载,因为袁家骝先生每次回国都住在我的西餐厅,先后住了7年,中央的领导和市领导经常上“苏易士”去,所以“苏易士”逐渐成为一个名流的品牌。

创业初期,我们只有八张餐桌,包括经理、会计、厨师、服务员在内仅有七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建立了各种制度、店规,其中为约束子女、职工,我们建了三条制度:(一)是所有子女,亲属来餐厅吃饭一律付现金,不许签单;(二)是餐厅男职工不得有越轨行为,一旦发现,立即开除,不再录用;(三)是对顾客热情服务,但不允许苟言苟笑,正确对待要求,不许和顾客争吵。13年来,靠着严格的管理,奖罚分明的店规,以及地道的西餐风味和良好的服务,幽雅的就餐环境,使“苏易士”越来越红火,现在已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名流餐厅。从开业到现在,在我的餐厅吃十几年的顾客都有,因为我们菜品好、价位低。房子、人员都是自己的,我的价格比其他地方低。我在天津市做餐饮业还是有点头脑的,因为我知道不管做什么企业,必需要有市场。海尔首席官张瑞敏曾说,企业离开了市场就没有根植的源泉。如果大家以后搞经济的话,我奉劝大家:第一,要抓住市场;第二,要抓住顾客的心理;第三,价钱一定要公道。有这三个理念你搞什么企业都能成功,因为你有了诚信。

说起我的经历,我衷心感谢中共中央领导及天津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各部委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历届领导在方方面面都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帮助,使我和我所经营的西餐厅闯过一道道难关。特别是西餐厅座落地和平区。我们区委、区政府、统战部、侨务部门以及执法部门,对我的扶持、帮助。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功。

三、奉献社会

我开办的苏易士餐厅经营成功后,总觉得应该回报社会,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我首先想到的是助学。当年在农村,因为生活困难,身上无衣,腹中无食,我的孩子们都没能很好的上学读书,那时我就有一个心愿,将来我有能力时,一定要帮助困难家庭的孩子上学。一九九七年,我找到市民委,后又找到市委统战部,经过联系与天津市最困难的蓟县孙各庄满族乡第一小学结成帮扶对子,对10个家庭的优秀生给以捐助每个孩子每年给500元的资助,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六年级毕业。从此,我每年都要到学校,去看望这些孩子,同时还给他们带去衣服、书包等物品。看着他们天真灿烂的笑脸,听着他们甜甜的叫着“袁奶奶,谢谢您”,我的心醉了,我由衷的感到幸福。他们太朴实了,他们就是读书,没有别的想法,有的孩子家里用不起电就点煤油灯读书,我觉得在这些孩子身上花钱非常值得。二00二年我捐助的十个孩子都以优异的成绩小学毕业升入初中,我又选择了十个品学兼优的贫困生继续资助。现在我的生活水平已超过小康,但我从来不去国外旅游度假,也很少享受,这些对我都不重要,就想多帮助几个贫困孩子,让他们都能读好书,将来成为国家栋梁。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的精神安慰,我要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回报当初照顾我们的老乡亲。

我不但要管理好餐厅,还要参加许多社会活动,每件事情我都要亲力亲为。我为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建馆捐资,报答周总理对我们袁氏家族的恩情;赞助天津市举办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世界体操锦标赛,并获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特殊贡献奖;为抗洪救灾一次捐款两万元,前后共捐人民币十万余元。我广泛联络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为天津市的改革开放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之所以如此,因为我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老政协委员,政协委员的职责促使我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得益于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的关怀、照顾,使我们的生活幸福安康,虽然我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我仍然要贡献自己的余热,报答祖国对我们的关爱。

四、我的兄嫂袁家骝、吴健雄

说到我的成功,还要感谢两位令我崇敬,对我后半生有巨大影响的人,那就是我的兄、嫂,袁家骝先生和吴健雄女士。袁家骝先生从小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出国的时候口袋里二十块钱都没有。到美国之后给人家擦过皮鞋、洗过碗,相当艰苦,完全靠奖学金读完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可是他在最艰苦的时候没有气馁,每天晚上只睡四个小时,这样艰苦的学习使他后来得到博士学位。吴健雄教授组织雷达研究的时候,三年不许回家。不是回中国,自己的家都不能回。吴健雄教授研究原子能,她在地下三千公尺的地底心做试验,那时候稍微不注意就会闷死在里面。所以,他们更加艰苦。以前我认为我在农村,吃棒子面,鸡叫就起来下地干活,背50斤的土豆拿起来就走,非常艰苦。后来,我的哥哥袁家骝先生就说:“你这不算苦,你知道我们的苦是什么?我们随时拿生命来拼搏。”那时我才理解人生真正艰苦的是科学家,他们不去那样拼搏,就不可能成功。我们下农村最多是身体上受点苦,没有生命危险,顶多,背不动50斤土豆,就扔下歇会儿。

我敬佩我的兄嫂,敬佩科学家,他们用生命来奉献给科学事业、奉献给社会。要真正做一个科学家,要出类拔萃确实要有一个拼搏执着的精神。爱因斯坦说过 成功等于天才加勤奋。我觉得这还不够,还得加上拼搏。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入世了,我们不是在和国内比了,我们要和世界比。所以我们每一分钟都要想着怎样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国家花那么大心血来培养人才,家长付出那么大的代价,让我们有机会成为最高级的科学家。现在世界发展潮流特别快,一年可以出很多新产品,所以我们的思维要积极跟上。只有跟上世界水平,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才能成功。现在我们跟全世界竞争,这个市场不是小市场了,不是中国就可以垄断的。

一九七三年袁家骝、吴健雄夫妇受周总理之邀回国。当年哥哥出国留学,我与姑母为他收拾衣物,送他上船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自一九八七年我第一次陪同他们去深圳,至二00三年哥哥去世,近20年来,我跟随他们夫妇参加、出席国内各种重大活动及会议,照顾他们的生活,四次参加国宴,我成了他们的“内务”和“外务”大臣,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这近20年中他们经常往返于美国、中国之间,只要回国他们就到我家。

袁家骝、吴健雄夫妇把他们的孩子18岁就赶出去了,不给任何财产。这是吴先生和袁先生教育我们兄弟姐妹,还有儿女的一个方法。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袁世凯袁公临危的时候有很多财产,结果在我叔叔、大爷那辈都花光了,到我们这一辈就非常破落了。所以家兄和嫂子一直不给我们钱,遇到什么困难给钱也是过百不过千,给500块钱就是多的,怕我们再成了我叔叔、大爷那样好吃懒做的纨绔子弟。吴健雄女士只留给儿子30万美金,最后还有200万美金,袁家骝先生决定成立袁家骝基金会,每年聘请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来中国讲学,促进中美两国学者互访。这200万美金没有给他儿子,也没有给我一分钱。他说:“我要是给你钱就害了你,我给你知识,我帮助你,把你领进新的道路,对你是最好的财富。”所以作为袁家人,我们从来没有骄奢,从来没想过我是袁家骝的妹妹,就要坐名牌车、住豪华别墅等等。

尽管成就斐然,声名显赫,但袁家骝先生的生活却异常节俭。袁家骝夫妇的生活水准简直低到极点,根本不讲究,午饭常常就是方便面。他们去试验室几天也就带几个面包,带瓶矿泉水。他们不懂得享受。袁家骝先生第一次到我那去,所有衣服都是我给换的,他穿的睡衣、袜子居然都是破洞和补丁。他们把毕生的储蓄大约500万美金全都捐献在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吴健雄女士的母校,建了一个最新式的、设备齐全的学校。袁家骝还将最好的古玩、字画、家俱以及他们获得的奖章、奖杯等捐给嫂子曾经就读过的现南京东南大学吴健雄纪念馆。他们没有给我留一件珍贵的字画,也没给他们的儿子。他说:“给你是祸,应该给国家保存,应该让大家看。”美国人非常尊敬吴健雄教授,在她去世时,送葬的车队在纽约市绕了两圈,她的骨灰运回中国时,飞机又在纽约上空绕了两个圈,而且还盖着美国国旗,由美国政府交给中国的外交部。袁家骝、吴健雄夫妇的好朋友、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亲自审定他们的墓园设计方案,墓穴前用透明板隔开的两个直径达60厘米,由意大利进口蓝珍珠花岗岩加工制成的石球,象征着二个左右对称的钴核子。

袁家骝、吴健雄夫妇当初从国外回来,什么东西都不许带,甚至一个纸片都不行。他们去一些高校讲课完全是凭借记忆,都是晚上写,白天讲,他们的这种爱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二00三年哥哥袁家骝去世时中央四台让我介绍袁家骝先生和吴健雄女士的事迹,我最后说了一句袁先生自己的话,他说:“我不愧为一个中国人!我是爱国的!”

后记:袁家倜女士的讲座使同学们深受启发,高永同学感慨道:“袁家倜女士,是一个成功者,她付出了超越平常人的努力和汗水。最感动我的是袁女士于61岁高龄只身到深圳打拼。她以其不羁的灵魂再一次验证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有志始知蓬莱近,无为总觉咫尺远',她敢于拼搏,不向命运低头的决心是我们应该铭记于心的。如果我们只看到磨难的表面,我们当然会怨恨,甚至丧失生活的勇气。但如果我们体会磨难的深处,我们会发现,磨难会让我们的意志更坚强,让我们历经磨难之后,能够去承受人生真正意义上的沉重打击,既然磨难在所难免,为什么不将磨难视为一种礼物呢?是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作为80后的年轻人,我们有太多的彷徨,太多的浮躁。多数人的四年本科生活在无为中奔走,青春在不知不觉中已挥霍的差不多了,到了该回头的日子了。希望自己借袁女士的讲话为转折,多一点沉稳,少一些浮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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